我国首所公立幼教机构创立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了传教、办学的特权，中国最早的幼儿园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据林乐知所著《五大洲女塾通考》第十集记载，光绪28年(1902)，基督教各会在华建立学校中有小孩子察物学堂(幼稚园)6所，学生194人，其中女生97入。这些虽有平民性、计划性、目的性的幼儿教育机构却不具有中国自身的“民族性”，因而不能将它们看作是中国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的肇端。中国自己设立的具有公办性质的幼儿教育机构是在光绪29年8月(1903年9月)，由两湖总督张之洞擘画，湖北巡抚端方主持的湖北幼稚园。该园设于湖北武昌阅马场，它是中国第一所公办的幼儿教育机构，标志着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开端。

一、湖北幼稚园开办的背景分析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的时局，使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介绍进来，这些教育思想中包含了幼儿教育的内容。如郑观应在《学校》一文中，介绍了德国学校制度：“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以后，皆须入学。”“初训以幼学，间附数学入门，本国地理等书。”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了幼教的重要性：“童子就学，教以书数，穷理精艺，实基于此。”梁启超在其《论幼学》篇中明确指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他们的关于西方幼儿教育思想的介绍，对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1898年的戊戌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在满清统治阶级中却激起不小的涟漪，他们开始接受变法图强的思想。在这些人物中，张之洞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人物，对于湖北幼稚园的创办，他起了关键的作用。

张之洞(1837~1909)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首领之一。他创办了大量的近代重工业、轻工业以及军事工业，以图兴中国之经济，强中国之国力。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人皆知外洋各国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所以兴教育办学堂成为其为宫生涯中的一个闪光点。据统计，1869~1908年，他所创办的新式书院和学堂共有印所。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想集中表述在1898年成书的《劝学篇》中。 “《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里的旧学即为中学，新学即为西学，“体”和“用”的关系即“本”与“末”的关系，他发展新教育，学习西方新知识，只是为中国封建统治服务的。尽管这样，他为沉闷的中国传统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张之洞办教育尤其重视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1902年5月他开办了湖北师范学堂。“该学堂除普通学科外，还增设了师范课程，如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聘日本教员一名为总教习。此为湖北第一师范学堂”。1903年初，张之洞与端方联合呈奏《次第兴办学堂折》，其中论及宜首重基础教育，并介绍日本“国中幼稚园已过三百所。尚议扩充”。他主张增设学前教育机构的意向明显。在张之洞的策划下，端方于光绪29年8月在武昌阅马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幼儿教育机构——湖北幼稚园。当时的幼儿教师来自日本。《日本教习》一书记载：“湖北省由日本聘幼儿师资三名，由她们负责在武昌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幼儿园。” 这第一所公立幼稚园没有可以学习的榜样，也没有任何的办园经验可吸收，只有向国外学习，第一批幼儿教师自然也要向国外聘请，可为什么要从日本聘请呢?这得分析当时社会的情形。

1894年的中日甲年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中国随之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堂堂中华帝国竟败在素来处于“学生”地位的蕞尔岛国手中，全国上下一片震惊，迫使国人深刻反思。经过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发展起来，一跃成为东方强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兴学育才，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知识与文化。中国要强国，也应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但就其当时的状况，“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不仅是因为路近费省，风俗相近，而且也因“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清政府也渐渐认识到学习日本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学习、借鉴日本教育的热潮。到日本留学、聘请日本教习成为其中内容。提出游学东洋的张之洞在任两湖总督时，派往日本的两湖学生最多，占全国的1／4。聘用日本教习曾为发展新式学堂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湖北幼稚园所需的幼儿教师也无例外地来自日本。“特别聘请了当时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户野三于工，和另外两名日本女教师到中国来。”户野三于工作为该园园长主持事务，并由她拟订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

中国的第一个学制壬寅·癸卯学制是在光绪29年11月(1904年1月)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颁行的。它第一次将幼儿教育列入学制中。在癸卯学制中还专门制订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这是中国近代学制中正式制订的幼儿园教育法规。该学制颁布后，将学前教育机构定名为“蒙养院”。由此湖北幼稚园更名为湖北蒙养院。1904年9月，武昌模范初等小学堂建成开学，遂将幼稚园附属其下，依制改称为武昌模范初等小学堂附设蒙养院，简称“武昌模范小学蒙养院”或“武昌蒙养院”。

二、湖北幼稚园开办的意义

1、湖北幼稚园的开办是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肇端，它开启了中国近代公共幼儿教育机构创设的源流。

中国素来有重视胎教的做法，也有较为繁琐的幼儿家庭养育礼仪，但这其中包含的科学教养成分并不多，大多是依经验、推断、猜测而定的。加之这些养育、保育幼儿的方法多见于皇宫贵族、达官贵人之所，许多贫苦大众的孩子是无法享受这些的。

中国对幼儿的教养是以家庭教育的形式出现的。幼儿自打出生以后就被视为家庭的产物，教养幼儿成为家庭的责任。家庭教育是以传统的道德品行、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以诵读、记诵为主要方法的。

由于国外公共幼儿教育机构兴起的影响，现代科学育儿知识的传人，中国的家庭教育受到极大的挑战。清末正逢中国社会的转型之际，传统的家庭制度分崩离析，家庭教育受到冲击。湖北幼稚园的创设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第一个冲击波。

湖北幼稚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开办幼稚园的目的和宗旨。“幼稚园因家庭教育之不完全设，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以备小学堂之基础为宗旨”。“设园旨趣有三：一、保全身体之健旺，体育发达基此；二、培养天赋之美材，智育发达基此；三、习惯善良之言行，德育发达基此。”

湖北幼稚园还十分注意园内环境的创设，所设的场室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首届一指的，并成为以后各幼儿园依照学习的模范。“本园所设场室凡十有一，曰开诱室、训话室、游戏室、陈列图书玩具室。室外有场曰游戏场，有山曰游戏山，山有亭曰游戏亭，凡以资养教育者皆备；其他则保姆助教休息室、看管小儿仆妇室、会计办公室、接应宾客室，亦备具焉。”

湖北幼稚园是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依据幼儿身心特点来实施公共幼儿教育的。它明确提出了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在此蒙养，将来就学自然高人一筹。”明确了幼稚园教育的独特性：“重”养不重“学”。并依幼儿身心特点设立了游戏室、游嬉场，开设了幼稚语、手技、唱歌、游嬉等课程。“湖北幼稚园相对于沉闷的幼稚教育界而言，是第一朵报春之花，是一柄幼稚教育的开山利斧。”有了湖北幼稚园这朵报春花后，各地也相继设立幼稚园，单就湖北而言，据宣统二年(1910年)统计，省城蒙养院共有两个班级，在园幼儿84人；宜都县设立了官立蒙养院1所，专任教师4人，在园幼儿42人；长阳县在城中街仁义里两等小学堂内设蒙养院1所，教师由两等小学堂的教员兼，在园幼儿24人。”其他各地的幼稚园有：上海公立幼稚舍、湖北蒙养院、福建公立幼稚园等等。除公立之外也有私人开办的，如天津严氏蒙养院，上海私立爱国女学社所附属的蒙养院等。

清末出现的这批幼儿园有公办的、私办的，有宫绅办的，也有乡间节妇捐款而设的，有独立设置的，也有附设的。据光绪33年(1907)统计，蒙养院共428所，在院幼儿4893人。光绪34年(1908)，蒙养院114所，在院幼儿2610入，宣统元年(1909)，蒙养院92所，在院幼儿2664人。

湖北幼稚园的开办使中国的幼儿教育冲破了家庭教育的樊篱，开始向近代化转变，同时为后来开办的幼稚园提供了借鉴的可能。

2．湖北幼稚园的设立启动了中国幼儿师资培训机构的创办，同时促使中国女学的兴起。

中国废科举兴新学，师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当时中国向国外聘请了一些外籍教师，其中以日本教员为最多。“可以说，从小学、幼稚园起，一直到最高学府的师大学堂，都聘有日本教习。”初设的湖北幼稚园三名幼儿教师都来自日本。但向外聘教师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培养自己的师资被提上了日程。

在《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中就规定“幼稚园添设保育科”。这里的保育科也称为女子速成保育科，专门招收15-35岁女子学习幼儿师范课程，是培养幼儿师资的场所。该保育科由端方主持，于1904年2月开办。“当时招收青年妇女六七十人之多，由日本的保姆教习讲授必要的保育知识，是中国成批培养幼教师资的创举。”与现在幼师附设幼儿园的情形不同，先是有了湖北幼稚园，才有了幼稚师范学校。换句话说，中国第一所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是附设于湖北幼稚园内的。

由于当时女教未开，女子上学成为路人争相观看的风景，引得世人说长道短，议论纷纷。张之洞迫于社会世俗风气的压制，加之他自己封建纲常礼教思想的根深蒂固，光绪30年7月(1904年8月)，他以湖北幼稚园所设的保育科与颁布的《奏定蒙养园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不合为由，要求立即裁撤保育科。“中国第一所幼儿师范，就这样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裁撤保育科后，要求扩充省城的敬节堂、育婴堂，将幼稚园附设其中。虽说表面上敬节堂、育婴堂担当起了幼儿师资的培养任务，但实质上并非如此。“把许多乳媪、节妇中的识字者选作育婴堂、敬节堂内的教师，讲授封建女子教育的课本，若乳媪、节妇中全无识字者，就在外面请一个识字的老成妇人入堂按本讲授。不管是育婴堂、敬节堂内的乳媪、节妇或是堂外的老成妇人，都不懂幼儿教育的专业知识，用她们来培养幼儿教育的师资，不是滥竿充数又是什么呢?这不是保姆养成所，而是育婴堂、敬节堂对乳媪、节妇的封建教育机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早在19世纪末，梁启超就在其《论女学》中指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并力倡设女学。他指出“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女学始”。他这些思想深入到有识之士的心中。所以虽说官方禁女学，但私人设女学的不乏其入。严修于1905年办保姆传习所，请日本人大野铃子教授保育法、音乐、弹琴、体操、游戏、手工艺。在大野任教的3年里，先后培养了20多名毕业生，成为北方最早的一批学前教育工作者。

1902年吴馨创办了务本女塾，1904年派吴朱哲女士前往日本保姆养成所学习。吴朱哲于1907年学习归来担任刚成立的上海公立幼稚舍附设保姆传习所的主持，开设保育法、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修身学、谈话、乐歌、图画、手工等。

开女禁，兴女学的潮流终归是挡不住了。1907年清政府迫于形势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在《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立学总义第一条中阐述了其宗旨“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从此中国的女学以正式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